　　——专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谢继胜、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邵群

　　晚唐以后，中国的石窟、摩崖造像活动逐渐从中原北方地区向长江流域转移，浙江杭州西湖的飞来峰造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规模最大、开凿(又作“开造”)持续时间最长、保存相对较好的一处窟龛造像群。

　　作为江南的石窟，飞来峰石窟艺术有何独特之处？飞来峰造像如何体现汉、藏、西夏、蒙古等多民族艺术的结合？为何说飞来峰造像是一座中外艺术交流的“博物馆”？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、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谢继胜，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邵群，近日接受“东西问”专访，作出解读。

　　邵群：飞来峰造像位于浙江杭州的北高峰南麓，以冷泉溪与灵隐寺相隔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艺术遗址之一，也是中国石窟分布在南方地区的重要实例。

　　飞来峰造像肇始于五代，经宋入元，终于明。据统计，飞来峰造像现存115龛，390余尊。其中，五代后周广顺元年(公元951年)的“西方三圣”是飞来峰现存纪年最早的石刻造像。

　　元代造像是飞来峰佛教造像中的主体和精髓部分，不仅数量最多，形制也巨大，部分造像题写有汉文、梵文经咒和赞语。据统计，现存元代造像67龛，116尊，其中46尊为藏传佛教风格造像，62尊为汉式风格造像，8尊为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。

　　可以说，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的造像为中国江南罕见，这也使飞来峰闻名遐迩。

　　谢继胜：公元1276年，元军兵临南宋临安城，宋纳降。元廷派西夏人杨琏真迦出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，入驻南宋故都杭州，主持飞来峰凿龛造像。

　　我们发现，与同一时期的萨迦寺、夏鲁寺以及此后的西藏地区藏传佛教艺术作品相比，飞来峰造像的典型藏式风格已出现较为明显的汉化倾向。大多数同类风格造像，除了在图像学上与西藏地区的同类造像保持一致外，造型上已出现与之相异的变化。飞来峰造像中，对明王、护法神的刻画，与西藏地区同类题材相比，整个形体，尤其是面部特征的处理已趋于平和。

　　杭州为六朝古都，不仅是南方汉族文化的中心，也是汉传佛教净土宗的中心之一，具有深厚的儒家、佛教文化土壤和悠久的佛教艺术传统。在形式和内容上，藏传佛教艺术进一步适应南方汉族文化及其审美倾向，有助于藏传佛教这一陌生的文化更易被当地接受。

　　以第76龛绿度母造像为例，虽然其完全按照藏传佛教仪轨造像，给人的感觉却没有东印度波罗王朝造像的韵味。该造像模仿水月观音，腿部抬起，身体重心落在臀部，艺术家细致地刻画了腰间因坐姿形成的肌肉凸起，从而使造像变得更加沉静中庸，略呈慵倦之态。该造像表现了汉地艺术对藏传佛教造像的创造性改变。

　　随着新的造像思想进入江南腹地，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融合，为宋元之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，也为元代艺术创新提供了契机。汉、藏、西夏、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在飞来峰融合，对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　　自元代后，中国再无大型的官治开窟造像活动，飞来峰“汉梵并用”的元代造像，可谓中国窟龛造像史上最后的光亮。

　　记者：为何说飞来峰造像是一座中外艺术交流的“博物馆”？

　　谢继胜：飞来峰造像在藏传佛教艺术史和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　　首先，它具有明确的断代，补充此期藏传佛教造像实物例证缺少的不足，可以作为图像学和断代的标尺，为考察藏传佛教图像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图像例证。

　　例如，藏传佛教无量寿佛的胁侍菩萨，后期多为白度母和佛顶尊胜，但飞来峰造像中的胁侍却为绿度母和文殊菩萨，证明当时佛相无量寿佛的眷属为度母和文殊。这为考察藏传佛教图像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图像例证。

　　其次，飞来峰山水空灵、物象精微，来往人物风流，见证着古往今来各国文人雅士的文化交流，为中外美术史的交往传播奠定基础。

　　在两宋期间，外交使者往来频繁，飞来峰摩崖题刻中的“路公弼”就是奉使高丽的使臣在出访时途经飞来峰，于石洞崖壁间留下的墨宝。

　　1891年，日本书法家日下部鸣鹤为追寻王羲之的足迹来到浙江，与俞曲园、吴昌硕等大师往来。因为共同热爱飞来峰，他们以书法为媒，论道交友，研究切磋，留下了一段段翰墨佳话。日下部鸣鹤也在飞来峰留下题记，并积极向日本传播中国书画诗词文化，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。

　　飞来峰不仅蕴含了西夏、蒙古、吐蕃及汉地不同时期与不同佛教造像观念的石刻图像，也将中外艺术文化联系在一起。海内外游客在拜谒游览灵隐寺和飞来峰时，也能感受到充满人文意味的艺术交流历史。

　　邵群：不同于北方石窟造像的宏伟厚重、气势磅礴，飞来峰造像分布于山崖间、溶洞中，雕琢艺术精美细腻，与江南本土文化、艺术审美、山水园林融合，体现了江南独有的韵味。

　　飞来峰无石不奇、无树不古、无洞不幽，正因如此，这里成为文人笔下的“西湖第一山林”“东南第一山”。其独特的平地石山风景及其对园林叠山的影响，反映的是自唐代以来兴起的中隐文化和以石为主的山林欣赏趣味。飞来峰吸引了历代文人政客、外交使臣、海外来客驻足“打卡”、刻石留题，成为西湖边的千年“朋友圈”。

　　与其他石窟寺题记多为佛教造像记相比，飞来峰摩崖石刻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。飞来峰现保存有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直至民国的摩崖石刻330余品。其中包括隶书、草书、行书、篆书等书法体。年份最久的诗刻是西湖唯一的唐诗摩崖，为唐代杭州刺史卢元辅的《游天竺寺》，距今已逾1200年，被誉为西湖摩崖之最。

　　卢元辅后，白居易接任杭州刺史三年(公元822年至824年)。他酷爱飞来峰，曾作飞来峰《冷泉亭记》。离任之际，他心中充满不舍，留下“唯向天竺山，取得两片石。此抵有千金，无乃伤清白”的诗句，可见他对飞来峰这片秀丽山水的喜爱和留恋之情。

　　以苏轼和王安石为代表的后世文人，追寻着白居易的脚步，在“溪山处处皆可庐，最爱灵隐飞来孤”中抒发极致的热爱，在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中传递坚韧与豪迈，为世人呈现飞来峰的别具一格。

　　千百年来，无数文人墨客寻觅着白居易等人的足迹来到飞来峰，并留下诗词和墨宝，用文字描绘飞来峰的美丽与神秘。飞来峰的文脉传承已成为飞来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使飞来峰成为弥足珍贵的江南文化宝库。(完)

　　谢继胜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、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。主要从事汉藏佛教艺术史研究，发起组织国际学术例会“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”，倡导并推动汉藏佛教艺术史观的理论体系、以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视角研究中国艺术史。著有《江南藏传佛教艺术：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研究》《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》《七至十三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》等。